兰州市城关区城管局：精管细治优环境 市容焕新惠民生

2024年7月起，甘肃省(gānsùshěng)水利(shuǐlì)厅信息中(zhōng)心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启动甘肃省首次水利遗产调查(diàochá)。作为全国范围内首个由高校历史学人(rén)负责技术(jìshù)工作(gōngzuò)的(de)省级水利调查活动，甘肃省首次水利遗产调查变“行政征集”为“主动调查”，通过学理论证形成标准化的文献(wénxiàn)与田野工作流程，对甘肃省黄河、长江及内陆河流域的100多项水利遗产展开调查并建成完备的遗产档案，其中(qízhōng)河西走廊尤为重点。作为新兴的行业性文化遗产，公众对“水利遗产”尚不熟悉。以下由负责此次调查的兰州大学张景平团队成员结合自身研究历程，从文献遗产、工程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三个方面，介绍河西走廊水利遗产调查中的主要收获。 一、报告与新闻的(de)“缀合” （七月）三十一日(yīrì)沿青草丰茂处之山麓西行，此为全队长(duìzhǎng)行一日。南望祁连，有杉柏生于山坳，苍翠微细(wēixì)；北眺(běitiào)山下戈壁及嘉峪西山，如在烟海中；东望文殊山孤卧讨赖河，其势(qíshì)如僵蚕；西望青头山，一大白峰挺峙绿草坡上。晨曦东上，清风拂衣，长列人马牛驮迤逦在绿草原上。追念汉武开疆胜迹，吾人(wúrén)今日行经者，乃当年匈奴牧地。但见空山寂寂，茂草覆地，野花满山，大好青山仅供野兽游蹄驰骋及三五牧骑偶尔出没(chūmò)而已。 这是一段写作于1944年祁连山麓的(de)文字，流畅笔触下的边疆风物与家国之思外，舒缓欣然的情绪呼之欲出。文字作者是曾任中央大学(zhōngyāngdàxué)教授的原素欣，旧学根底极佳，却并不研治文史，其职业身份是水利工程学家(xuéjiā)；此番深入(shēnrù)祁连山专为踏勘河西走廊诸内陆河的水源(shuǐyuán)地，上引文字即摘录自原氏亲自执笔的《祁连山水源勘查报告书》。彼时，抗战大后方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shuǐlìjiànshè)正在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蓬勃展开，而原素欣即为总负责人(zǒngfùzérén)。 众所周知，现代水利工程的(de)(de)设计需依赖翔实的长序列水文(shuǐwén)数据(shùjù)作为基本参考资料，而河西走廊现代水文观察在1940年代初刚刚全面铺开，工程师对各河流的径流变化规律、含沙量、冰情、极端洪水与枯水事件的掌握都极不充分。虽然原素欣及其团队依据有限(yǒuxiàn)的实测数据、辅以广泛访问耆老以及开展水工模型试验确定了部分工程的图纸与施工方案(fāngàn)，但原氏始终有惴惴之感。河西走廊诸河的水文特征究竟为何？其能支撑(zhīchēng)多大规模、适宜何种形式的水利开发？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一次深入的全流域考察才能有所(yǒusuǒ)推进，而水源地的考察尤为重中之重(zhòngzhōngzhīzhòng)。 河西走廊诸河源头皆位于祁连山(qíliánshān)区腹地，地广人稀(dìguǎngrénxī)，其中西部地区的(de)多数地方至今无等级公路通达。19世纪末以来，俄国人奥勃鲁契夫、英国人斯坦因、瑞典人布林等分别在其考察报告中对(duì)各河源头进行勘察并绘制精度不一的地图，但鲜少国人进入。原素(yuánsù)欣的考察改变了这一状况，其领导的考察队伍“共行四十一日、计程(jìchéng)一千六百余华里”，对祁连山腹地黑河、讨赖河、疏勒河等河流(héliú)源头进行细致踏勘，详细记录气候、地质、植被、冰川(bīngchuān)等情况，并就河流水文特征得出一些重要的初步认识。例如，考察队员认为祁连山区的丰沛(fēngpèi)降水与冰川融水同等重要、共同构成(gòuchéng)多数河流的径流来源，后续几十年的研究证明这一判断；相形之下，今日(jīnrì)多数非专业人士与环保主义者，仍然简单化地将西北内陆河水源认定为“雪山融水”。 图1 甘肃省(gānsùshěng)档案馆藏《祁连山水源查勘报告书》封面与目录 原素欣此番考察成果丰厚，固然在(zài)于参与者(cānyùzhě)的科学精神，更得益于(déyìyú)其获得的巨大支持。这支共计(gòngjì)“三十五人、马四十二匹、牦牛二十六头”的考察队伍携带大量仪器，由驻军一路护送、藏族首领(shǒulǐng)委派向导，地方政府给予充分的后勤物资保障。这样的官方支持在抗战大后方堪称豪华，使得1930年代以来资源委员会、农林部、蒙藏委员会等在祁连山组织的各类资源与人文调查相形见绌。原素欣之所以能调动这些资源，得益于此前八个月收获的一次特殊(tèshū)政治荣誉(róngyù)。 1943年，蒋介石(jiǎngjièshí)听闻西北建设考察团长罗家伦(luójiālún)汇报，得知原素(yuánsù)欣主持河西走廊水利建设极有成效，能够“深入民间，极得社会信仰”，而“仅穿着一件破旧之大衣，自甘度其清苦之生活”，遂命罗家伦向原素欣赠送皮衣一件，于11月1日在兰州举行盛大(shèngdà)的“授衣”仪式，时任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甘肃(gānsù)省主席谷正伦等均到会出席(chūxí)。据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内部刊物《同人(rén)通讯》刊登的新闻稿《总裁赠与原副总工程师皮衣记盛》记载，“授衣”仪式在愉快气氛中结束： 罗（家伦）团长以此时会场空气严肃，复请甘肃本省前辈水楚琴先生与海军耆宿萨镇冰先生演说，皆以诙谐(huīxié)之语调(yǔdiào)，盼望甘肃农田水利早日办成，先使人人有饭吃，再使人人有衣穿，更使人人有皮衣穿。五时许，此盛大(shèngdà)之典礼，遂在(zài)全场欢笑声中圆满结束。 蒋介石之政治行为(wèi)深具传统烙印，不(bù)但热衷(rèzhōng)与盟友(méngyǒu)结拜换帖，其(qí)驭下之法亦多从(cóng)旧式“人情”着眼。中(zhōng)原大战中，冯玉祥部骑兵突袭蒋之指挥专列，马鸿逵麾下团长韩练成“救驾”有功，其所受最隆重之奖励竟然是“编入黄埔学籍”，此无疑是追为“天子门生”之意；而对原素(yuánsù)欣的(de)“授衣”，不禁令人联想到帝王向近臣颁赐衣物的举措(jǔcuò)，大约也希望广大技术人员“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作为早年曾加入(jiārù)中共、后留学德国的现代技术专家，原素欣对此不以为意，只在答谢词中云：“本人此次领受此荣誉，当认为代表同(tóng)人领受此荣誉。”这件“面子为雍兴公司之花呢、里边配以黑羔皮”的皮衣并未被珍藏，而是立即发挥其实际功能，伴随原素欣行走流沙弱水之间，被其子侄后学戏称为“黄马褂”。正是这件原氏本人不甚措意的“黄马褂”，为其工作提供了某些意想不到的便利。 图2 酒泉市档案馆藏(cáng)鸳鸯池水库初建照片，穿着老羊皮袄(yángpíǎo)的民国水利工程师（左） 1943年“授衣(shòuyī)”仪式(yíshì)结尾(jiéwěi)，与三朝海军元老(yuánlǎo)萨镇冰共同发言的“本省前辈水楚琴”即水梓，系(xì)民国西北政坛之(zhī)实力人物，自北洋时代起即担任甘肃省(gānsùshěng)政府秘书长等要职，门生故旧遍布官场，1948年时仍作为国大代表积极协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被(bèi)南京报章称为“国大之水”。水梓的表态看似诙谐，实则表达了地方官绅的支持态度。在此之前，原素欣的工作(gōngzuò)遇到诸多掣肘。1942年鸳鸯池水库筹备施工以来，地方官员(guānyuán)对工程建设之各种需求如民工征发、物资采买等消极对待，更有甚者试图染指工程款项。原素欣一介书生，常有支绌之感。及至“授衣”礼成，最高当局之嘉许、地方元老之首肯，原素欣调动资源的能力明显增加(míngxiǎnzēngjiā)。此前其一直试图深入祁连山调查水源，地方政府多以安全为由搪塞而不予配合(pèihé)。至1944年，与水梓颇有私谊的甘肃省第七(dìqī)行政督察区专员刘亦常(liúyìcháng)主动发起祁连山水源调查，郑重邀请原素欣具体领导，并联络驻军配合。浏览《祁连山水源勘查报告书》，精神舒畅压倒道路艰难，尽皆形诸原素欣笔端。 这样一则细微(xìwēi)掌故，反映出八十年前工程技术人员被嵌入地方政治权力架构时的(de)经历与心曲，后世史家自可深究之。然其细节之保留，需归功档案文献，上引《祁连山水源勘查报告书》与《总裁赠与原副总工程师皮衣记盛》，一为技术报告、一为时政(shízhèng)新闻，均为原甘肃水利林牧公司(gōngsī)档案室所(suǒ)收藏。该公司档案之渊源，颇有可观之处。 二、作为水利遗产的现代(xiàndài)水利档案 民国中央当局对河西走廊水利(shuǐlì)事业的特殊重视很早即(jí)见(jíjiàn)端倪。“九一八”事变之后，宋子文(sòngziwén)(sòngziwén)游历西北，曾在杨虎城陪同之下视察(shìchá)尚在建设中的“关中八惠”等水利工程，从此对西北水利颇(pǒ)多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子文的重要部属、长期在中国银行(zhōngguóyínháng)负责农业贷款事务的张心一被甘肃省政府聘任为建设厅厅长。张心一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与闻一多、孙立人、梁实秋等人交厚，后迎娶黄炎培长女黄路，专业能力(nénglì)与交游网络均不容小觑。在张心一极力促成(cùchéng)下，中国银行与甘肃省政府以三七比例合股成立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全力推动甘肃尤其是河西走廊水利建设(shuǐlìjiànshè)，今日中国各地广泛设立的水利投资公司即其流亚。该公司由宋子文兼任董事长，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建设厅厅长张心一与金融家束云章(shùyúnzhāng)等人任董事，聘请著名水利专家沈怡为总经理。 图3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水利林牧(línmù)公司股东名簿》 沈怡留学德国研习现代水利(shuǐlì)，对中国(zhōngguó)传统典籍尤其是治水文献十分熟稔，十分注意搜求各类治水古籍(gǔjí)。故沈怡在兰州下车伊始，即令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从速搜求全省地方志，以为了解甘肃水情、调解水利纠纷之用。沈怡还秉承其执掌上海工务局期间的一贯作风，极为重视文书工作(wénshūgōngzuò)与(yǔ)档案建设，并聘请秦翰才(qínhàncái)担任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主任秘书。秦翰才以左宗棠研究为文史学界熟知，但此仅为副业。其少年曾受张心一岳父黄炎培提携，文史功底(gōngdǐ)俱佳且精通外语，长期在多个(duōgè)教育、经济、交通机关担任秘书，属于刀笔娴熟的一类人物。秦氏到任后即设计各类公文用笺(jiān)，并向(xiàng)公司机关与下属机构印发(yìnfā)专门(zhuānmén)的公文制式以督帅执行，多次为各类秘书讲授各类公文写作(xiězuò)要旨，立即使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以“公牍严整”震动地方。公司之指令公函、会议纪要、报表清册、技术报告、设计图纸乃至私信、便条，在完成行政(xíngzhèng)流程后均不得滞留，概要求及时归档，事无巨细、井井有条，极利快速翻检。在沈怡积极倡导(chàngdǎo)、秦翰才具体执行之下，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无论数量与质量均极为可观。 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兵锋直指兰州。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代理主席职务）组织省政府机关(jīguān)撤离兰州并携带重要档案向西(xiàngxī)转移，甘肃水利林牧公司(gōngsī)档案也在计划带走之列。在资深(zīshēn)水利工程(shuǐlìgōngchéng)师杨子英坚持下，这批档案未被带离且被秘密隐藏。兰州解放后，这批档案被完整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被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带走的大批(dàpī)重要档案，同年9月有(yǒu)关人员(rényuán)在酒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投诚时已有大量遗失，不少档案下落不明。沈怡用人偏向有海外背景(bèijǐng)者，聘请原素欣主持(zhǔchí)河西走廊水利大局即为其表现，这使得国立浙江大学毕业、自1930年代起久在西北(xīběi)(xīběi)服务的水利工程师杨子英等一度投闲置散，而沈氏西北功业记录(jìlù)之保存却有赖杨氏周全，不能不令人玩味。民国时期(mínguóshíqī)，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之档案、图书实施一体化保管，这是贯彻沈怡在上海工务局期间推行“档案室图书馆化”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被一分为二，大部分文书档案入藏甘肃省档案馆，《同人通讯》杂志、单独成册的若干(ruògān)调查设计文件与沈怡下令征集的各类地方文献一起(yìqǐ)转入(zhuǎnrù)甘肃省图书馆收藏，均得到妥善保护，并受到西北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只是长期以来，这批档案资料的运用一直在传统“开发史”路径下进行，故其中(qízhōng)的统计报表最为研究者所重视，其余多未(duōwèi)深究。 2009年开始，笔者受业师张(shīzhāng)国刚教授派遣(pàiqiǎn)，在清华(qīnghuá)大学水利系王忠静教授指导下开启了水利史研究之路。彼时水利部与(yǔ)甘肃(gānsù)省政府正根据国务院安排(ānpái)，联合编制《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de)王忠静教授力邀史学工作者参与(cānyù)其(qí)中，笔者尚在清华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后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现实治水需求牵引与水利工程学思维启发下，笔者渐渐发现在所谓“水利社会”之外，尚有另一重要(zhòngyào)研究路径值得(zhíde)重视，即现代水利事业(shìyè)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历史进程。因此，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自然跃入眼帘，比较之下深感其系统翔实似在顺直水利委员会、苏浙太湖水利工程局等民国著名水利机构档案之上，又较民国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严谨有序且易得(yìdé)见。依托这批档案，结合其他(qítā)史料为旁证，则1940年代甘肃水利建设尤其是河西走廊水利建设的诸多细节皆展现于目前，不仅可窥见时势与体制等大关节(guānjié)，亦能看出新旧交替时代的个体遭际。除前引原素欣事例之外，清华同学张心一与赵宗晋围绕水利的交往还是又一生动实例。 甘肃金塔县与酒泉县同属(tóngshǔ)讨赖河流域，酒泉在上游、金塔在下游，酒泉常截断金塔水源，二者纠纷由来已久、素称难解。曾蒙孙中山为译著《日本民权发达史》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de)黄(huáng)文中、与顾颉刚一起为西北官员讲授边政学课程(kèchéng)的周济都曾在金塔县长任上铩羽而(ér)归。1930年代中，赵宗晋(zhàozōngjìn)出任金塔县长。这位赵宗晋是张心一(zhāngxīnyī)在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同年，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回国后，赵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guómíndǎngzhōngyāng)党部任职，后任(hòurèn)甘肃《民国日报》社长(shèzhǎng)。赵主持报纸期间，多揭露甘肃官场各种阴暗面。时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的田昆山(kūnshān)素以(yǐ)元老自居，私德不检，竟迎娶其亡叔(shū)之妾，为《民国日报》执意揭露。田昆山为此与赵宗晋当面发生争执，进而发生肢体冲突。田因(tiányīn)年岁较大且久吸鸦片，哀号而逃。此事在甘肃官场产生较大影响，赵旋被免职，多年后始任金塔县长。田昆山则安排秘书凌子惟为酒泉县长，地居上游、处处掣肘，赵大感踧踖(jí)。适逢张心一回甘，赵遂借助同年之谊请优先在金塔修建水库，由张(yóuzhāng)说服沈怡，委派(wěipài)原素欣设计组织，集中一半(yíbàn)以上资金在金塔县建设(jiànshè)鸳鸯池水库，亦成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标志性工程(gōngchéng)，一举消除酒泉金塔争水之痼疾。沈怡调任交通部(jiāotōngbù)次长后，张心一为保证熟悉水利事务之人继续任事，又推荐赵宗晋接任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确保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的最大水库鸳鸯池水库于1947年竣工并荣膺(róngyīng)“全国第一水利工程(shuǐlìgōngchéng)”。同窗之谊，在此成为建设的动力。工程建设期间，技术人员在工地文明化管理、民工福利保障与技能培训、协调建立新型水利管理体制等方面，产生远超灌溉之利的“溢出效应”，对区域社会影响极大。以上诸端，皆可依据以档案为主体的史料拼接而来。 图4 1947年《联合画报(huàbào)》关于鸳鸯池水库竣工的报道 现代水利事业不仅以大坝长渠(zhǎngqú)与电站(diànzhàn)管网重塑河山，更以一种全新的(de)行业力量改写历史。围绕现代水利事业的政治与社会(shèhuì)博弈如何进行、官僚体系如何吸纳工程技术人员、现代水利事业如何作为一种治理要素并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都(dōu)不是传统治水事务的简单延伸(yánshēn)，而是深度融入(róngrù)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巨变并与无数个体息息相关，并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塑造了现代中国本身。记录这一宏大进程中的宝贵(bǎoguì)细节，唯档案可以胜任。现代水利档案，理应与传统时代的河工漕运体系一道，成为中国水利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水利文献(wénxiàn)遗产中的长时段线索 2014年，由国际(guójì)灌溉排水(páishuǐ)委员会主持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yíchǎn)”评审正式进入中国，截至(jiézhì)2024年已有38项中国灌溉工程入选。2021年，水利部正式下发遴选(línxuǎn)首批“国家水利遗产”的有关(yǒuguān)文件，明确水利遗产除工程遗产外还包括非物质遗产，涉及防洪、灌溉、航运等诸多类型，有关工作尚在(zài)进行中。其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与部分省区先后启动水利遗产认定工作并发布相关名录。2024年起(qǐ)，甘肃省水利厅信息中心(xìnxīzhōngxīn)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启动首批甘肃省级水利遗产调查认定工作，在以往水利遗产认定工作的“自主(zìzhǔ)填报+现场复核”程序前安排了“专业(zhuānyè)团队主动(zhǔdòng)调查”这一环节。主动调查中，首先由史学工作者根据自身研究、结合水利部门的建议选定调查对象，其次制定出一套严格的文献与田野工作程序，最后充分借鉴文物(wénwù)普查与古籍调查等工作，为每一项遗产建立标准化档案。在遗产分类中，笔者与同仁在国家水利遗产申报通知中规定的工程遗产、非物质遗产外，新增文献遗产类型。这是笔者与同仁深思熟虑后的结果(jiéguǒ)。 图5 水利遗产调查组(diàocházǔ)在酒泉市档案馆翻检民国水利档案 无论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抑或尚未正式出炉的国家水利遗产，都将尚在使用的水利工程视为优先选项，这与文物与其他行业(hángyè)遗产构成显著差别。中国(zhōngguó)治水事业源远流长(yuányuǎnliúcháng)，许多水利工程自建成之日起就处于不断(bùduàn)改建过程中，动态进行(jìnxíng)的灾毁重修、除险(chúxiǎn)加固与技术升级不断进行中，很难保持最初的基本样貌。著名如都江堰(dūjiāngyàn)，其分水鱼嘴的建筑原料从最初的竹笼(zhúlóng)变为元之砌石，最终演化为现代混凝土，而1974年外江闸的修建已事实动摇其无坝引水的工程原理(yuánlǐ)。可以说(shuō)，今日都江堰与战国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仅在功能与空间意义上保持高度一致，其内在技术原理已发生重大变化，但不会有人否认都江堰作为中国代表性水利遗产的地位。历代积累的文献资料构建起完整而丰富的证据链条，使得我们窥见水利遗产演化发展(fāzhǎn)的完整路径。 在另一个层面上，水利文献的遗产(yíchǎn)价值并不仅仅是作为技术(jìshù)资料而存在。相对于保留某种(mǒuzhǒng)工程技术类型(lèixíng)化石或活化石，水利遗产代表的治水精神与制度文化，以及其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更(gèng)应为我们重视。只是这些非技术内容的时代(shídài)书写往往各不相同，这使得水利遗产的超越性内涵往往处于变动不居中。大型水利工程如何影响到国家，潘季驯与冀朝鼎的认知必然不尽相同；河西走廊内陆河落后的水利技术导致不能水尽(shuǐjǐn)其用，民国工程师痛心疾首，现在看来则可能是意外保留一定生态水量，从而使得传统条件下的绿洲生态不致崩溃。无论历史(lìshǐ)借鉴或精神意义如何变化，历代观察者都需依靠文献不断做出(zuòchū)新的诠释。庞大水利文献体系的存在，亦成为中国水利遗产的重要特征，即便这些文献对应工程已湮没无存。此时，历史文献本身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水利遗产类型，而其中蕴含的长时段(shíduàn)线索尤其(yóuqí)应得到(dédào)高度重视。 “水利”一词在英文中(zhōng)并无对应词汇，可谓深具中国特色，其本身就是文献塑造的(de)结果(jiéguǒ)。自(zì)太史公于《史记·河渠书》明确将防洪、灌溉、航运作为“水利”三大内涵以来，“水利”词义在汉语系统中保持了长期稳定，并把国家视为不言自明的主体。站在国家立场，而非用水者技术指南的水利历史文献搜集整理具有(jùyǒu)悠久传统。明人王在晋编《通漕类编》、张国维编《吴中水利全书》，抄录与水利有关之各类历史文献并大致以事类为纲排比，皆以裨益(bìyì)地方与中央兴办灌溉、漕运为初衷。清代黄河治理日益吃重，南河道总督张鹏翮组织编写《治河(zhìhé)全书》，汇集上谕及奏章(zòuzhāng)，作为黄河下游筑堤、抢险、疏浚等工作的直接参考资料。及至(zhì)清雍正初年，傅泽洪、郑元庆纂辑的大型水利文献《行水金鉴(shuǐjīnjiàn)》面世，以水系为单位穷搜载籍加以汇总，便于负责(fùzé)相关河流(héliú)事务者翻检；其内容以防洪、漕运为主，兼及灌溉，范围则(zé)扩大(kuòdà)至全国。这些文献已不仅是史料汇编，而且兼具制度与经典功能(gōngnéng)，在现代科学技术引入前成为(chéngwéi)决策的根据、免责的依凭，深度形塑了帝制时代后期中国的水利格局，成为观察治水政治的重要窗口。水利活动中的国家行为方式，已成为中国水利文献遗产中最重要的长时段线索之一(zhīyī)。 图6 敦煌文书(wénshū)P.3560《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 河西走廊地处干旱区，是无灌溉即无农业的(de)典型区域(qūyù)，灌溉秩序构成区域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维持相对合理稳定(wěndìng)灌溉秩序成为(wèi)区域水利事务(shìwù)的千年主题。河西走廊各地出土汉简中(zhōng)对“平水”等水利职官的记载、敦煌文书中《水部式》《沙州敦煌县行(xiànxíng)用水细则》的灌溉制度安排、黑城文书中《天盛改定新旧律令》中的水利内容，都记录了国家在维持灌溉秩序方面的诸多(zhūduō)建树，相关断代历史研究者对此高度重视，亦为其他(qítā)区域所罕见。民国时期，河西走廊以早期现代工程档案为代表的水利文献大量传世，其数量、质量均极可观。现代国家推动现代水利的历史进程跃然纸上，与(yǔ)汉唐时期对水利工程的严密控制(yánmìkòngzhì)遥相呼应，“国家水利”的兴起、展开、衰变、革命，在河西走廊水利文献遗产中一以贯之。 对史学工作者而言，研究对象(duìxiàng)的(de)某些历史特性(tèxìng)，在(zài)(zài)很大程度上即历史文献(wénxiàn)的特性。历史文献不仅决定我们能在历史中能看到(dào)什么，更决定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对于富有特色的区域水利(shuǐlì)文献，研究者应坚守但不株守，不应把历史文献的局限变为(wèi)历史研究的局限。宋元以降，以碑刻、渠册、地方志为代表的水利文献在山西、关中等地大量涌现，近三十年(sānshínián)来学者据此研究与“水利共同体(gòngtóngtǐ)”相关的各类问题(wèntí)，华北地区的水利社会史由此蔚为大观。相关文献在河西走廊存世数量极为有限，十几年来笔者及同仁始终未放弃搜集；同时，对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海外文献的寻访也(yě)从未停歇，并(bìng)在不断的“拼图”中与民国水利档案产生许多奇妙的暗合，使我们越发深入认识到水利在河西走廊历史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进而从中不断为现实水利工作乃至更广义的边疆治理汲取历史的养分。拓展历史文献的边界，不仅是水利史研究的要求，更是水利遗产建设的题中之义；不断丰沛的文献长河，涌动的是中国水利生生不息的行业精神。 图7 调查组成员在为甘肃省武威市清代水利(shuǐlì)碑刻录文作准备 张景平（兰州大学历史文化(wénhuà)学院教授）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xīnwén)，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